我有三个母亲。

我的第一个母亲

我的第一个母亲是我的生母，一位东北老太太。今年她六十七岁了，背已经佝偻，头发白了大半。前些日子春节回家，她看到我就拥着150多斤的我说：“闺女瘦了”。一见面就说我“瘦了”，她说了三十六年，说得我耳朵起茧，说得我人到中年才听懂：那是一个母亲用最笨拙的方式，表达着她力所不能及的牵挂。

这么多年，母亲把自己能给我的爱，都给了。年少时凌晨四点的炊烟，冬天棉袄里新絮的棉花，掰一个个玉米棒子换来的学费，成年离家后每次远行塞进我包里的煮鸡蛋、粘豆包。她用“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”“做人别整些虚头巴脑的事儿”“干啥敞亮儿的”这些土得掉渣的道理教导我乐观、坚强、实在、不矫情，让我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一直站得直、走得稳。

我的第二个母亲

我的第二个母亲是我的婆婆，也是一位东北老太太。四年前孩子出生，身在异地他乡的我们没人照顾，婆婆二话不说，从东北老家一个人拖着大大的行李箱来到了四川。那一年，她六十岁。

一个东北老太太，突然来到湿冷的四川盆地。听不懂四川话，吃不惯麻辣，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让她走路都直不起腰。可月子里的我每天都有营养餐，小孩的拍嗝、换尿布、冲奶粉，她一样不落下。后来我每天下班回家，永远有热饭热菜，孩子永远干干净净，家里永远井井有条。就算我加班到深夜，推开家门，依然有点亮的灯和热乎乎的饭菜。

四年，她学着听懂四川话，学着做回锅肉，学会了跟小区老太太摆龙门阵。她好像在这里扎下了根，可我知道，她的根还在东北。她留在这里，不全是因为我，但是有我。这份情，我没法用“婆婆”两个字来定义。

我的第三个母亲

我的第三个母亲是我的公司工会。我是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波鸿，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，一待就是十五年。公司工会就像一位沉默的母亲，平时不声不响，却总在最恰当的时候伸出手来：节日的福利品，生日的蛋糕券，繁忙枯燥工作中每季度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。虽都是小事，但十五年积累下来，就成了回味无穷的温暖。

真正让我体会到这份“母爱”分量的，是去年。

去年，我被一纸诊断书几近击垮，在医院往往返返的每一天都是煎熬，缴费单上每一项后面跟着的数字，都像沉重的大石头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不敢告诉父母。

消息不胫而走，在医院的第二天，公司工会何主席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没有方程式似的嘘寒问暖，只告诉我“别担心，有困难随时提，还有工会”，后来，公司工会帮我申请了大病医疗补助金，还用“爱心基金”给我报销了大额医疗费，那笔钱，足够支撑我后续的治疗费。部门同事也给了我很多无声的帮助和支持。

我的第三个母亲，是一个组织，更是一个集体。在我最脆弱的时候，它没有抛弃我，而是用制度和爱心，托住了我下坠的人生。它让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善意是可以被制度化的，温暖是可以被传递的。

三个母亲，三种不同的爱。一个给了我生命，一个替我扛起生活，一个在我坠入深渊时伸出了援手。她们让我明白：母亲，不只是生你的那个人，每一个在你生命中给予托举的人，都是母亲。三个母亲让我看见，一个女人，可以像我的生母那样，用坚韧撑起一片天；可以像我的婆婆那样，用包容跨越万水千山；也可以像我所在的集体那样，用制度传递最柔软的善意。

我能做的，就是好好活着。把这份爱，接过来，传下去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感受每一天的阳光雨露。大病一场后，我才真正懂得，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恩赐。那些曾经在意过的得失、计较过的荣辱，在生死面前，都轻如尘埃。

感谢三位母亲。感谢她们用不同的方式，教会我爱与被爱。如果有一天，我活成了她们的样子，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手，能在日常的琐碎里守住善良，能在平凡的位置上发出微光，那便是对她们最好的报答。

文/机关分工会 董立华